特别是今年第二季度乃至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或将依然存在。
年后人民币贬值幅度很大，一是为了挤压跨境套利资金的投机泡沫，二是为了减轻国内的债务负担，关于这些，笔者曾多次撰文详细论述。最近有件大事上了许多西方主流财经媒体的头版，今年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No.1。
百度一下巨无霸指数 人民币，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高速增长的代价是沉重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西方完全没有必要眼红，更不必祭出中国威胁论的大旗。除此之外，中美之间还有一个根本的差距，那就是美国GDP的2/3由家庭消费组成，而在中国这个比率只有区区1/3。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主流财经媒体却大肆吹捧中国要超越美国的事，这到底算不算捧杀？ 笔者进而联想到这个炒作该不会是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关吧。世行吹捧中国的实际好处乏善可陈，中国旧有的增长模式已是强弩之末，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吉凶未卜，祸福难料，遑论超越美国。
世行的结论引爆了西方主流财经媒体的热情，要知道在欧美言之凿凿的中国威胁论是很卖报纸的。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来支撑这个投资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足够的土地和水源来生产国内消费者需要的食物，开始萎缩的劳动力人口也无法支撑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由上可见，中国经济增长走向衰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新古典带来的问题应对不当而造成的。
1998年因为东南亚危机爆发后国际订单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急速增长。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让中国走上了高速增长之路。但问题就在于当出口和消费都不振的情况下，投资的机会又在哪里呢？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出口部门已经没有投资机会，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消费品生产部门同样缺乏投资机会。假如我们在短期内不能保持经济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有可能难以付诸实践。
政府在市场中与民争利，于是便没有了监管这个最为重要的 公共品，在一个没有政府有效监管的市场中，就容易发生欺诈和掠夺性交易。结果，在贸易自由化难以推进、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走上了人民币升值和内需推动并举的道路，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
这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功能将是为市场提供服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到市场里去与民争利。在资本供给方面，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致有3万亿美元的FDI进入到中国，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溢出效应，这也导致A的大幅提升。但是，在禀赋条件(或者约束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任何结构调整的政策都是无效的。前者是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后者则是为了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所以，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随意性。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参加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迅速下降，导致出口增长率持续上升。如果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那么唯一可做的也只能是减税，即把政府用于投资的支出，通过减税转化为居民的消费支出。非制度性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是很可怕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营性的政府;二是掠夺性的交易。
事实告诉我们，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是很糟糕的。然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很好利用加入WTO的契机，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实现国际接轨，反而因为加入 WTO之后贸易成本下降而中断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改革，结果导致中国走上了有选择性的对外开放。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就必须走接轨性的对外开放道路了，为此就必须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从这个等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古典与古典的经济增长相比关键在于多了个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A。
从对外开放这个角度来讲，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远景目标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但这在短期内做不到。由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又不恰当地推出结构调整的政策，由此产生的产业紧缩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下降。在此，有必要对新古典增长稍作阐述，如用等式表示，可以写为：Y = A ? L а ? K（1-а）。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 1.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增长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靠的是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在实体经济逐步衰减的时候，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却仍在快速增长。第二，在1994年对人民币实施了官方贬值，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今天中国满街可以看到的就是投资管理公司、私募公司，小额担保以及当铺，就连银行也开始不务正业，大规模从事风险极高的表外业务。第二，与居民消费一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但是想要通过政府补贴或者增加工资等方法来刺激内需，进而来实现对出口的替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职业教育非常落后，对农民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培训，所以遇到报酬递减问题时就很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冲。
2009年救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总后的支出高达数十万亿。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存量固定资本在减少，流量虚拟资本不断增加，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蜕变，并使中国最终走上了经济泡沫化的道路。
农村提供的是自由散漫、没有纪律的民工，而工业社会需要的则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所以必须加以培训。在这种背景下，工资增长受到了压制，而生活在乡村的居民又倾向于自给自足，以致当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起飞时，便遭遇到内需不足的瓶颈。采取这样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贸易顺差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是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现有禀赋约束，政府鼓励的高新技术也做不了。
式中的Y是GDP，A是全要素生产率，L是劳动供给，K是资本供给，式中的上标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深化改革和开放已经不可行了。
毫无疑问，居民可以用于消费的支出来源于经济增长，因此从逻辑上来讲，消费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所以试图依靠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阶段，就必须要有周全的顶层设计，借以规避决策失误这种系统性风险。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是不合规的，中国既没有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也没有与贸易伙伴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人说这是行为当事人的道德败坏所致，但以上分析告诉我们这主要是由非制度性市场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因为有户籍制度，农民进城受限，只能在乡村从事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故而与城市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因此，当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房地产业是不可能替代其他产业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之重任的，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下行，居民的收入会随之下降，从而迟早会导致全社会购房能力的下降，进而造成房地产业的萧条。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把市场当做一种纯粹的交易技术来看待，由此形成了中国目前这种以政府为本、市场为用的非制度性市场经济。第三，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
第三，在2001年加入了WTO，从而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第二，创建一个制度性市场。
就短期来讲，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暂不开放资本项，防止危机后流入中国市场的短期资本撤资，造成资产价格下跌和债务链断裂的危机;第二，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只要房价还在涨，资金就会不断流向房地产部门，控制房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持有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第三，鼓励出口、回归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带来真实财富，就目前情况而言，没有有效的减税政策，中国重回实体经济增长之路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时至今天，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的趋势，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